校服治理乱象透视：十大畸形政绩观带来的现实教训

校服既是承载校园文化、涵养校风学风的教育载体，也是事关学生身体健康、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事项。为持续规范全国校服管理秩序、厘清治理权责边界，教育部2026年7月17日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重申学校是校服选用、采购、管理的法定主体，明确坚持学校主导、家校共治、民主决策、公开透明原则，严禁行政部门越权替代学校履职，划清行政监管与基层办学的权责红线。结合2025年《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应知应会”》，国家已经形成“民主、公平、公开、合规、科学”的校服治理准则。但政策落地过程中，部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政绩观错位、权力观偏差，出现“不知政策、不守规矩、不愿担当、胡乱作为”等问题，衍生出十大畸形治理导向，把校服异化为政绩工具，损害家校权益，扰乱行业生态，亟需审视纠治。

一、形象至上：大搞“一市一款”面子工程，背离教育核心宗旨

部分管理者陷入重形象、轻实效的政绩误区，将校服当作美化城市的面子工程，强力推行“一市一款”全域统一，把视觉整齐摆在学生穿着体验、校园文化传承之上。“一校一品”积淀形成的校园服饰特色被粗暴消解，校服文化育人的价值让位于形式化的视觉政绩。江西南昌、赣州等地问题突出，一刀切统一全市校服制式，抹杀各校文化辨识度，和河北三河商户牌匾一刀切整治类似，均是以美化形象为名，牺牲基层特色换取表面政绩。

典型案例：江西“一市一款”制式僵化乱象、沈阳校服投票形式主义失真事件

江西多地推行“一市一款”，自上而下强制统一制式。为适配统一形象、落实限价要求，企业被迫压缩成本，校服频繁出现面料劣质、色牢度差、起球异味等问题，多名学生出现皮肤过敏瘙痒。面对家长投诉，主管部门以“全市统一规范”搪塞，漠视学生健康权益。

沈阳2025年全市校服款式投票，以“民主遴选”作为改革宣传亮点，但投票缺少实名核验，可反复刷票，部分款式票数异常暴涨，总投票人次远超本地学生基数，被质疑供应商操控结果。同时当地禁止投票细则、选型方案下发至家长、教师工作群，封锁信息传播。即便刷票舆情发酵，最终入选款式仍保留涉异常票数方案，所谓民意投票沦为服务形象工程的走过场，背离自愿公开、以生为本的政策原则。

二、懒政怠政：推行“一刀切”粗放管控，脱离市场规律与民生实际

部分管理者摒弃精细化治理，无视学段、季节、面料成本差异，以“便于管理”为由搞全域统一限价、统一管控，用行政禁令替代科学施策，陷入“管控越严，问题越多”的怪圈。苏州、武汉、郑州等地在校服整治中曲解政策，强制终止尚在履约有效期的合法采购合同，企业大批量校服库存积压，蒙受巨额损失；正规供应中断后，部分家长只能购买无质检“三无”校服，带来健康隐患。安徽多数县区除市直属学校外暂停校服征订，部分区县由教育局直接定款式、定价格再招标，包办采购全流程。这种“一禁了之、一限了之”，本质是回避责任的懒政，无视家校多元诉求。

典型案例：湖北十堰茅箭区滥用行政干预，强制终止有效合同、践踏契约精神

十堰出台文件推进五区“一县一款、一市一款”改革。2026年7月茅箭区后勤保障中心会议明确，秋季起始年级校服必须全覆盖换装，废止旧款式，要求各校协商终止原有采购合同，禁止使用库存旧校服。行政强制限定校服款式，剥夺合规企业公平竞争权利，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相关规定；强制换新也造成已有校服的学生重复购置，加重家庭负担。

辖区企业通过阳光采购与学校签订的合同尚在履约周期，部分已经完成生产备货。但行政指令强行叫停履约，造成企业库存积压、资金链承压，违背《民法典》契约精神，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三、急功近利：新官乱改规划，加剧资源浪费与群众负担

“新官不理旧账”的短视思维在校服领域较为突出。部分新任管理者为快速制造改革亮点，不顾政策延续性，把推倒成熟校服制度等同于“创新作为”，频繁更换款式、颠覆采购机制。校服承载校园记忆，需要保持相对稳定、渐进优化。仓促改规改款，造成财政投入、企业产能、家庭消费三重浪费，加重群众负担，削弱政策公信力。

典型案例：广州仓促谋划“一市一款”改革引发多方异议，政策反复摇摆扰乱市场预期

广州长期实行“一校一款+阳光招采”模式，经过多年运行，多数家长学生对校服款式、价格、质量认可度较高，市场运行平稳。岗位调整后，当地拟推行“一市一款”全市统一改革，遭到教育专家、政协委员和大量家长反对。迫于民意压力，政策几经摇摆，退回保留“一校一款”叠加市场化改革的折中方案。政策频繁变动，让学校、企业、家长无所适从，市场预期发生紊乱，充分说明脱离实际、追逐短期改革亮点的决策会带来巨大治理成本。

四、越权乱为：权力越界干预，系统性侵蚀基层办学自主权

教育部文件明确学校是校服选用采购法定主体，要求落实家委会参与，保障师生家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但部分教育主管部门越过权责边界，包办校服款式设计、招标、定价结算，剥夺学校和家委会自主选择权，架空基层办学自主权。浙江杭州市直属学校、西湖区、金华义乌等地推行教育局统一集中招标，该做法违背本省文件“学校承担校服选用采购主体责任”的规定。行政直接介入微观采购，破坏家校民主决策与市场化择优机制，滋生暗箱操作、利益输送风险。

典型案例：河南省级文件违规加码越位，曲解国家政策、剥离学校核心权责

2026年7月教育部《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反复强调学校主体地位，严禁行政部门替代学校履职。但河南省教育厅8月13日转发文件中提出“推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序退出校服采购实操环节”，弱化、剥离学校法定职能，把采购实操权限向上归集，与国家政策精神相冲突。通过省级文件固化行政越权模式，容易造成省内行政包办采购、市场失衡，埋下权力寻租的制度隐患。

五、民生漠视：重管控轻品质，以学生健康换取虚假政绩

部分管理者把压低校服价格当作核心惠民政绩，一味强化限价管控，却忽视质量安全底线，对家长诉求敷衍应付。违背市场成本的低价倒逼企业偷工减料，直接威胁学生身体健康。江西、广东多地推行“一市一款”时，为控成本选用劣质面料，校服色牢度不达标、起球、异味多发，不少学生皮肤过敏。赣州、佛山等地家长多次反映问题，均被以“统一管理、成本有限”搪塞。

典型案例：重庆、岳阳校服低价招标乱象频发，劣币驱逐良币隐患突出

重庆多个区县校服中标价较市场合理均价低三分之一，中标方多为小型作坊，大型正规供应商难以入围，存在地方保护倾向，扰乱市场秩序。

湖南岳阳沿用已经废止的2021年限价文件，各县市区普遍存在口头限价、唯低价中标。限价初衷是遏制虚高定价，但长期价格低于合理水平，制约面料、工艺、质检投入，校服安全隐患上升；同时挤压合规大企业生存空间，小作坊占据主流，低价内卷、劣币驱逐良币问题凸显，惠民初衷发生偏移。

六、地方保护：变相垄断敛财，破坏公平市场竞争生态

部分地方打着扶持本地产业旗号，利用行政手段设置地域门槛，排斥外地优质企业，偏袒本地商家，违反校服新政、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本地企业缺少外部竞争压力，质量服务停滞不前，家长被迫接受质次价高的校服，阻碍行业高质量发展。

典型案例：湖南岳阳违规筹建行业协会、私设市场壁垒，变相收费垄断敛财

2026年4月岳阳市方案提出筹建校服行业协会。该协会至今没有完成民政法人登记，不具备合法资质，却自行设置市场准入条件：企业每年缴纳1万元会费才能获取官方样衣、工艺面料标准；申领样衣另收1000元；垄断市徽标识销售，单品售价远高于生产成本，私自宣称非协会采购标识即为仿冒。

根据国办文件及行业协会收费合规指南，禁止将会费作为参与项目、获取资料的前置条件。该筹建协会依托行政背书，强制收费、垄断资源，构筑排他市场壁垒，既加重企业负担，也违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

七、形式主义：制度执行空转虚化，民主监督流于表面

部分管理者重流程留痕、轻实际治理，只求纸面免责，不求治理实效。教育部要求校服落实民主决策、公开公示、多元监督，但不少地方民意征集走过场，投票设计粗疏，公示信息残缺，监督渠道虚置，家校共治沦为走程序。

典型案例：多地“一市一款”改革民意程序缺位，合肥等地随意抬高表决门槛，家校共治沦为纸面流程

部分地区推进“一市一款”改革，跳过“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方可启动”的前置程序。合肥部分地区曲解政策，变相设置“100%家长同意、100%满意才可续签”的严苛标准。教育部规范仅要求三分之二家长同意，全员同意在现实中很难达成。人为抬高门槛，实质是规避风险，让民主表决流于纸面。

江西、广东、沈阳等地推进全市统一校服，前期缺少民意调研、专家论证，仓促启动款式设计与网络投票；投票无身份核验，可以反复刷票，票数异常暴涨，部分地区被迫重启投票；即便爆出刷票舆情，部分候选款式仍然保留。同时多地采购公示缺失报价、质检报告、售后等关键信息，学生家长知情权、监督权被架空。

八、本末倒置：重显性表面显绩，轻隐性安全潜绩

少数管理者热衷于看得见的显性政绩，把外观制式统一当作工作重点，却忽视面料安全、耐用性等基础性底线。部分地区未经调研论证，生硬把户外高警示服GB/T 28468标准套用到中小学校服。宁夏、内蒙古、长春等地强制校服加装大面积反光条，问题凸显：反光条尺寸照搬成人工装，美学观感差；校园课堂并非高危户外场景，大面积反光造成教室视觉干扰；普通反光条水洗二十次左右就脱落失效，不仅失去防护作用，还缩短校服寿命，增加家庭重复购置成本，属于典型拍脑袋决策。

典型案例：深圳校服重视觉统一显绩、轻质量安全潜绩，品质隐患长期积弊

深圳长期以“全市一款、视觉统一”作为校服治理宣传亮点，将重心放在外观管控，对原材料、印染安全监管不足。采购模式下成本被持续压低，倒逼企业削减面料、质检投入，校服抽检频繁出现甲醛、pH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色牢度不合格等问题，多次被媒体曝光，但整改浮于表面，未从采购机制上解决根源。FT中文网报道当地儿童白血病患病率偏高，虽致病因素复杂不可单一归因，但劣质校服化学残留带来的长期皮肤接触风险不容忽视。该案例反映出部分地区宁愿守住外观政绩，也不愿补齐安全底线的错位治理逻辑。

九、本位主义：管控优先避责躺平，背离为民服务根本宗旨

本位主义、避责思维，造成部分管理者把“不出事、少担责”放在首位，将自我履职安全凌驾于民生需求之上，推行封闭、一刀切管控。多地曲解“严禁强制购买校服”政策，直接演变为全面暂停校服征订。武汉、苏州、郑州、石家庄等地，即便学校取得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采购依然被上级叫停，学生无合规校服可穿。安徽多数县区除市直学校外长期停征校服，都是畏责躺平的表现。

典型案例：沈阳、十堰茅箭区决策封闭不透明，剥夺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

沈阳2025年校服款式投票，禁止把细则、方案下发家长群、教师群，限制信息公开。十堰茅箭区2026年7月校服研讨会议，收缴参会人员手机，禁止拍照记录，封锁会议研讨内容。校服改革事关千家万户，本应公开议事、接受监督。封闭决策不仅损害公信力，也容易滋生暗箱操作的隐患，引发群众对政策公正性的质疑。

十、避责导向：盲目折腾乱管控，用力过猛背离育人初衷

当前校服监管涉及多个部门，权责交叉重叠，督查重复、遇事推诿，造成政策落地走样。部分管理者不熟悉校园实际，照搬其他行业监管模式；否定运行成熟的制度，频繁调整政策，把台账齐全、流程完备当成唯一目标，陷入“越避责越乱作为”的循环。

典型案例：河北邯郸极端化避责管控，一刀切高压震慑基层办学

邯郸部分区县在校服整治中将廉政风险防控极端化，校长群放出“哪个学校动校服，一律移交纪委”的强硬表态。不区分学校是否完成民主表决、流程是否合规，把一切校服相关工作等同于违纪风险。在高压威慑之下，学校即便已经完成三分之二家长同意、公开招标、送检公示全套合规流程，也不敢开展校服采购，造成区域供应停滞，家长被迫购买三无校服。这是典型过度追责、避责式治理，从严监管异化为简单封禁，背离校服治理服务学生成长的初衷。

治理反思：校准政绩观，让校服回归民生本位

十大畸形政绩观的背后，是部分教育管理者权力观、政绩观、责任观的系统性错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避责思维在校服治理领域的集中爆发，与教育部《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应知应会”》的制度精神完全相悖，更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教育惠民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校服从来不是彰显城市形象、堆砌治理政绩、展示行政权力的“面子工程”，而是守护学生健康、涵养校园文化、保障教育公平、回应群众期盼的基础性民生工程。

纠治校服治理乱象，首要核心是校准管理者畸形政绩观，彻底摒弃重显绩、轻潜绩，重形象、轻民生，重管控、轻服务的错位认知，牢固树立“以生为本、民生优先、质量为本、规范为要”的科学治理理念。其次，要严格对标国家新规要求，清晰划定行政监管与基层办学的权责边界，坚决杜绝行政越位干预、层层加码，真正落实学校主体责任、激活家校共治效能，健全民主决策、全程公开、多元监督、动态优化的规范化机制。再次，要健全常态化监管与刚性问责机制，对搞面子工程、地方保护、垄断敛财、漠视民生、躺平避责、乱作为不作为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破除制度空转、监管虚化、整改走过场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