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人才缺口3000万！高职教育如何告别“不上不下”

时下正逢建立新生“初印象”的校园开放日、毕业生“金三银四”就业春招季，校园里的宣传海报和这个季节一样“清新”。“时光不打烊，青春不散场。”“志当存高远，无愧梦少年。”……满满的学生气跃然纸上。

“为什么高等职业院校不在宣传窗、电子屏和海报上向毕业生宣传企业用人文化？比如，优秀公司的用人标准、员工素养、管理制度，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员工等。”亨通信安总经理陈夏裕不禁纳闷。他所在的亨通集团服务于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新能源等领域。

在他看来，如果按7月毕业计算，高等职业院校至少应该在3至6月前，即最晚是现在，让毕业生耳濡目染企业文化。这样学生就业时以及参加工作后才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就会提前进入企业员工角色，更易迅速融入企业。

这是企业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点小小“要求”。而这样的要求放大来说，还会触及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那就是高职人才培养究竟该怎样去适应企业需求。

今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目标要求。不久前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也再次强调了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那么，校企之间究竟还有哪些“不适应”？

工程师田琳（化名）工作于广东一家消防企业。

每年各有十余名来自中职、高职、本科的学生到此顶岗实习。

在她眼中，“高职生更像是‘不上不下’的群体。技能上比不上中职生，逻辑思维上比不上本科生”。

在中等职业教育发达的广东，中职生一来就可以接线、查故障、调设备，而部分高职生进入企业后，仍然要接受技能再培训。

企业自然青睐前者。

田琳侧面了解了一下高职生的情况。

在3年学制中，有2年多时间他们在学习课堂知识，仅有不到一年时间进行技能操练。

一些高职院校的实训还要“打折扣”，比如没有安排一人一个工位动手操作，导致学生“能用嘴说出操作步骤，但却不能用手做出来”。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定位，高职生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田琳所在的企业中，半年离职率最高的也是高职生。

“高职与企业要有明确的分工：技能培训在校园中完成，管理实践提升在企业中完成。”这是陈夏裕所代表的大型企业，与田琳所代表的中型企业的共同诉求。

那么，“不上不下”的状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苏州市职业大学校长曹毓民告诉《中国科学报》，从前高职院校是按普通高校的模式来办，培养人才的规格不是朝下看，而是朝上看。

学生也不太认可自身的高职生身份，升本科的动机强烈。

甚至一些高职院校成为“升学基地”，公开将1/3、2/3毕业生升本作为招生口号。

“关门办学”是上一阶段高职办学的弊病。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陆素菊告诉《中国科学报》，后来“门”逐渐开了，但尚存职业院校难以把握人才真实需求、课程内容与工作内容脱节、教师难以胜任、企业责权利缺少法律法规保障，以及有质量的企业难以进来等问题。

推进职业院校面向企业需求，按照人才成长规律办学，需要专业研究团队。

但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是，高职院校尚无专门研究人才成长规律的团队，目前研究职业教育的团队多是本科院校、研究机构，其中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对此最为关注。

随着“十四五”提出促使中职、职业专科及职业本科教育培养相衔接，未来高职生“不上不下”的局面或将打破。

“相反，中职生因缺少高中学习，专业基础薄弱的问题会凸显。动手能力不足的矛盾已在部分高职院校化解，却成为应用型本科当前的主要矛盾之一。”曹毓民说。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比企业还先进的实训设备，陈夏裕对高职教育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工学校。

那是技工教育发展的黄金年代，“艺高”的技校生能独立组装由几百个零件组成的万用磨床。

学校既培养人才，又出产品；学生既是学生，又是工人。

“厂校一体”的模式，让人分不清究竟是学校还是工厂。

但好景很快不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加之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技能型人才的“新陈代谢”加速，企业出现大量下岗职工，技工学校毕业生面临生存困境。

如今，我国的职业教育又迎来了历史性节点。

面对“十四五”时期新形势，国家对高职办学提出要重点服务制造业强国建设、破解“卡脖子”关键技术，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面向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面向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等要求。

今年年初，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上，11位院士为我国高职人才培养发声，要求高技能人才培养要紧跟颠覆性技术发展步伐。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1.13万所职业学校、3088万在校生，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从行业分布来看，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目前我国技能人才已超过2亿人，占就业总量的26%。然而，高技能人才仅有5000万人，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与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相比，仍有差距。

2020年，我国重点领域的技能型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且该数据仍在不断扩大中，预计在2025年将接近3000万。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建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增强适应性的关键是让职业教育迈向高级化。

高级化有两层含义，一是内涵、水平要普遍提升；二是要为产业链高端服务，在产业链高端进行布局。

那么，所谓的“高级化”应该怎么实现？

和陈夏裕最初的选择一样，如今的企业高管多为“70后”“85前”，因为缺乏了解，普遍没有想到去高职院校挖人才。

在一次次亲赴高职院校的体验中，陈夏裕如获至宝。

“本科院校在尖端的实验室投入较多，而高职的投入集中在生产所需要的实训平台上。实际上，除了行业中的头部企业较多用到尖端实验室，其他大部分企业更多用到的是实训平台里的设备。”

此外，作为教师职业技能大赛评委，他发现，高职教师展示的既能动手操作、又能清晰讲解的能力，正是企业内部培训所需要的。

作为一座中间桥梁，企业将职业院校与前沿技术拉近。这也促成了一个举动——越来越多高职院校前来向陈夏裕打听新专业能否开设。

“这就像企业开发新产品一样，学校设什么新专业，也存在一定‘市场’风险。而企业对市场最敏感，能够当好产业转型升级所需新专业的‘把脉人’一角。”

新专业的开设并不容易。

为了适应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全国铁路院校正逐步开设一个新专业——高铁综合维修技术专业。

这个专业融合了传统的三个专业——工务（铁道工程技术）、电务（铁道信号控制）、供电（铁道供电技术），铁路系统俗称“工电供”融合。

“这三个专业的重叠度不高，一个专业要融合三个专业，是不小的挑战。”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蒋平江说。

想要在短短3年内，跨学科学习一门新专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软件开发专业学生王小雨深感吃力。

身边辅修的同学也和她一样，“几乎难以完成，甚至顾了辅修，失了主修”。 

“这就好比客厅只有20平方米，能买25平方米沙发吗？”蒋平江说，面对专业融合的难题，可以有两种可选的思路。思路一，降维培养，但牺牲质量保证形式又不可避免会落入新的“不上不下”；思路二，办职业本科，“多出来的一年，培养的重点仍是要加强技能，而非理论”。

可在眼下办职业本科还有种种问题尚待理清。

蒋平江告诉《中国科学报》，高职院校归地方管理，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地方领导支持与否，这方面意见并不统一。

其次，选哪些高职院校联合独立学院办本科？是最优质的高职院校，还是合并几所一般的高职院校，从目前各地发布的信息来看，各地思路都不一样。

“我们希望职业本科的步伐再快一点。”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津说，尤其是在国家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艰难的情况下，让职业本科与地方本科一较短长，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路径才能越辨越明。 

办职校本科非一日之功、降维培养会落入新的诟病，那么，眼下职业教育高级化的出路何在？

在一些关键环节暂时没打通的情况下，陆素菊认为，这一阶段高职与企业的合作办学和协同育人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尤其是校企应该共同研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早在10年前，陈夏裕就与高职院校接触，但当时的合作多是“蜻蜓点水”。

后来，陈夏裕考察一家认定一家，逐渐与江苏、浙江、山西等近十所高职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有一回，在拍集体合影时，山西一所高职院校校长竟主动将合影中的C位让给了陈夏裕，这让他明显感到“高职十分重视并期盼与企业深度合作”。

之所以前期合作是“蜻蜓点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校企双方没有找到正确的合作模式。这是由于产教融合的理念提出多年，但没有深层次开展，这一问题在校企合作初期尤为明显。”曹毓民说。

过去的模式是学校和集团对接，但因为两个单位均不是业务部门，通常企业找到学校，学校还要找二级学院；或学校找到企业，企业还要找业务部门，一来二去导致周转速度较慢。

二级学院对接集团也较难，一个有业务一个没业务，通常最终难以落实。

更不用说让教师个体直接去对接企业了。

经过近3年的摸索，亨通集团与高职院校最终确定了“集团与学校战略签约，子公司对接二级学院”的合作模式，也由此进入了它与高职院校合作的“蜜月期”。

对于集团化的企业而言，下属子公司有些处于创业期，有些处于成熟期。

“高职院校二级学院除了与成熟期公司合作培养学生外，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支撑很多创业期的公司。”

陈夏裕举例说，苏州在着力打造“工业互联网看苏州”、高端智能制造品牌，当地高职院校二级学院逐渐形成了各自产业特色，如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足以支撑创业期公司的技术服务。

“而当你支撑了一个创业型公司，企业与学校是永远不会两两相忘的，反过来也支撑了学校的专业、课程建设和新技术人才培养。”陈夏裕说。

这一思路也得到了高职院校的认可。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形成了“学院领导重点对接集团公司，各二级学院对接二级公司，各教研室对接项目部，老师对接生产技术人员”的四级对接机制。

“行业的发展方向、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专业需求的变化等，高职院校必须用‘腿’跑出来。”王津说，这些经验对于更大范围的产教融合也有借鉴意义。

合作模式有了，该如何更好地发挥效力？

曹毓民认为，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二级学院办学的主体职能，学校要给专业学院足够的支撑，让它们大胆走到台前；企业要设定服务清单或人才规格，越清晰、越早越好，以便二级学院进行订单式培养。

陆素菊表示，政策要明晰政企校各自职责，建立行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就业状况监测发布制度，赋予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健全职教政策有效运行所需要的配套体制。

就在4月22日，苏州市职业大学与江苏亨通工控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了全国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首个企业新型学徒制人才培训班。

校企双方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省规范到题库全系列自行开发，在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上，采取学校培训、企业发证，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方式，开展企校双师联合培养。

“以往‘产学’结合，高职做得较好，但若说到‘产学研’，则是高职给企业提供的技术服务相对较弱。”王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不适应。

曹毓民指出，师资队伍不适应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目前高职与本科的师资标准一致，都是来自学术型高校。

“如今，政策导向已不再有障碍，但教师心中的那堵‘轻实践、重研究’的墙还没有拆，表现为去企业实践缺乏积极性。”

二是一些教师进入企业后，没有带着问题去学习，而是简单地跟着工程师走，“缺什么补什么，‘双师’变味为‘单师’，更像是工程师的助理”。

“相比之下，前一个问题更为严重。”曹毓民说。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评价标准参照的是本科院校的评价标准，讲科研多、讲转化少，讲职称多、讲实绩少。

尽管教师的企业实践也被纳入职称评定标准，但如何评价相对来说比较虚。

曹毓民举了个例子，该校过去评职称时要求教师必须在企业实践90天以上，但高校对其在企业生产流程中的贡献难以评价。

在今年的职称改革中，学校提出“用钱来衡量”，即通过到账的横向经费来衡量教师贡献。

“企业不会平白无故投钱，投钱即意味着教师帮助企业解决了实际问题，或产生了效益。”

受访时，多位职教人士呼吁，真正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行企校和社会各界协同合作，科学构建对职业学校、职教学生的评价体系，树立突出实际贡献的用人导向，让每个层次、每个类别的职业学校，都能专注区域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培养可用的技术技能人才；让每种特长、每种特色的职教学生，都能扬长避短，专心技术技能成长，不受就业、出路上的区别对待。

“评价全面了，导向正确了，干扰就能减少，潜力就能发挥，术业有专攻，企业就有人才。”

王津建议，国家还应在制度、法规上形成刚性政策，要求职教教师入职前必须有至少两三年企业从业经历，这样有助于真正地把企业优秀人才选拔入校。

标准提高了，能否吸引到这样的师资又成了问题。“关键还是看地域、待遇等关键因素，建议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率先做，从而起到示范作用。”王津说。

如今，苏州市职业大学与亨通集团的“双师”合作是这样打开的：在新专业开设尚处朦胧时期，学校就先派教师来企业做“双师”，了解、掌握新技术特点和新领域的发展趋势，以及人才培养方向。

以开发一项新产品为例，企业会要求教师进行前期调研。

“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未来的走向，最后教师给企业一个结论，告诉企业值不值得去开发这一产品或技术，对我们如何开设新专业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这给苏州市职业大学“双师”教师范海健、淮文军和王峰很深的印象。

“这对教师而言启发很大，为他们将来走上学校的教研、行政或管理岗位，做岗位决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陈夏裕补充道。

目前，双方在合作中共同开发了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培训教材、人才工种、技能认定题库和工业防火墙产品技术等，并合作撰写论文、共同申请专利等，这也是苏州市职业大学“双师”副教授张燕、博士方立刚最大的收获。

对于做“双师”的时间，陈夏裕希望不要限定在3个月或半年，“我更希望是永久”。

“深入合作下去，教师就能成为校企沟通的桥梁，双方的合作也将会有更大可能，如共同开发产品、研究技术、联合申报国家课题或科技项目等。”